深耕齐鲁人文沃土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深耕齐鲁人文沃土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访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白玉刚

　　党的二十大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战略部署，作为文化大省的山东，如何发挥齐鲁文化资源优势，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作出贡献？近日，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白玉刚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这彰显了我们党高度的文化自觉、坚定的文化自信、强烈的文化担当。”白玉刚说，山东是文化大省，有着“人文沃土可以深度耕作”的比较优势，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扛牢使命责任，深耕人文沃土，大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加快建设新时代文化山东、美德山东、信用山东，以“走在前”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山东时，发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做好文化‘两创’工作，山东肩负重大责任。党的二十大把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重要内容，强调‘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体现了新的更高要求。”白玉刚表示，我们要立足新时代新征程，紧紧围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谋划文化“两创”，紧紧围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推进文化“两创”，紧紧围绕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落实文化“两创”，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鲜明特征。”在谈到“两个结合”时，白玉刚认为：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让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既扎根中国实践的沃土，又贯通中华文明的根脉，更具中国特色，更加根深叶茂，更富生机活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文化“两创”的范本和教材，我们要深学细悟，从中强自信、明方向、学方法，更加自觉主动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推动文化“两创”不断走新走深走实。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方针原则和实践路径，从五个方面作出一系列新部署新要求。”在谈到党的二十大关于文化战略新部署时，白玉刚说了“五个聚焦”：聚焦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鲜明提出“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性质和战略定位；聚焦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聚焦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要求“推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聚焦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出“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聚焦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强调“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白玉刚认为，这五个方面各有侧重又相互支撑，既有顶层设计、又有落实抓手，既部署“过河”的任务、又指导“桥”和“船”的方法。

　　结合山东实际，白玉刚说，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山东历史文化底蕴深厚，革命文化波澜壮阔，民俗文化丰富多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精彩纷呈，齐鲁文脉的赓续与中华文脉的形成发展始终紧密相连、同向前行。

　　“山东是人文沃土，历史文脉源远流长、学术思想根深叶茂、圣贤名哲人才辈出、古籍典藏丰富厚重、遗存遗址广泛众多、红色文化资源富集、民俗文化丰富多彩、文化标识鲜明突出、道德积淀引领新风、海外人文覆盖广泛。”说起齐鲁文化资源的比较优势，白玉刚如数家珍，“可以说，山东具备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基础、优势和条件。”

　　从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到引领新风的美德传承，白玉刚分析说，山东人骨子里刻着厚道、诚信、好客等传统美德基因，广为传颂的道德典故众多。革命年代，孕育诞生了“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等不同时期，各行各业都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比如王杰、孔繁森、朱彦夫、王伯祥、张瑞敏、许振超、王传喜等等，成为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引领社会文明风尚的示范力量。

　　脚踏这方人文沃土，如何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谱写文化山东的新篇章？白玉刚表示，这是一个必须回答好的重大时代课题，近几年来，我们聚焦打造文化“两创”新标杆，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阐释、交流互鉴、空间展示、涵育时代新人、赋能文化发展、全方位传播、人才引育等七个方面聚力突破，推动文化“两创”全面起势、取得积极成果。

　　白玉刚说，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的新部署新要求，山东要深耕人文沃土，加强系统性谋划、一盘棋布局和整体性推进，以重点工作突破带动文化“两创”提质增效。一是以挖掘呈现“山东文脉”为抓手推进文化“两创”，加强考古挖掘研究和文物保护利用、古籍整理编纂、文化记忆记录、文艺精品创作等，组织编纂《齐鲁文库》，更深入推进学术研究和转化应用。二是以建设中华文化体验廊道为抓手推进文化“两创”，深化细化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以快进慢游、活态展示为特色，打造沿黄河、沿大运河、沿齐长城、沿黄渤海四大文化体验廊道和沿胶济铁路文化体验线，构建国家文化公园引领、文化交通线贯穿、文化体验廊道示范、文化片区支撑、全域文化“两创”和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三是以融入日常生活为抓手推进文化“两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互融通，倡树“自律助人、孝老爱亲、诚信利他、节俭绿色、共建共享”的美德健康新生活，实施学校、家庭、社会、网络、心理等全环境立德树人，加强以诚信文化为基础的美德山东和信用山东建设，提升“厚道齐鲁地、美德山东人”形象。四是以实施重点产业项目为抓手推进文化“两创”，一手抓“山东手造”，突出时尚化、生活化，加快培育产业集群，让传统手艺在手造中更好弘扬；一手抓“山东智造”，办好数字文化应用产品交易大会，培育壮大网络视听产业、沉浸式光影秀等行业“蓝海”，力争形成更完备的产业链条。五是以论坛研讨和人文综合展示为抓手推进文化“两创”，做强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举办泰山论坛、黄河文化论坛、大运河文化论坛、海洋文化论坛、红色文化论坛等，以论坛促研究、促交流、促展示、促中华文化“走出去”。六是以人才引育为抓手推进文化“两创”，建立“顶层立事、以事找人、人随事走、事成人就”人才工作机制，为文化繁荣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白玉刚表示，文化“两创”是系统工程，山东将统筹协调各方力量，一年一年抓下去，一件事一件事做下去，争取每年有标志性成果，不断累积成势，更好为铸就新时代文化辉煌贡献山东力量。

　　（本报记者 赵秋丽 李志臣 冯帆）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